世界人口大規(guī)�？鐕�流動無疑是當今世界百年變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影響不容低估。伴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人口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口跨國流動呈現出哪些新趨向？動因何在？過往三年內肆虐全球并且尚未被人類徹底戰(zhàn)勝的新冠疫情，又對人口跨國流動造成了哪些值得關注的影響？本文在回眸并剖析近代以來中國人跨境跨國流動模式變遷的基礎上，將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跨國流動的新常態(tài)總結為“逐夢留根”，并就其形成背景、成因、內涵、意義和社會影響進行闡述，誠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2022年世界移民報告》公布的數據，1970年全球國際移民人口約為8446萬，占全球人口總數2.3%；1980年后國際移民人口總量破億；2006年后再破2億；2020年達到將近2.81億，占全球人口3.6%，即全球平均每28人中就有一人跨國流動。因此，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學者前瞻性地提出21世紀將是“移民的時代”（The age of migration），并成為國際移民學界的共識。近年來，隨著國際移民流動趨勢的新變化，又有學者提出21世紀將演進為“流動的時代（The age of mobility）”，即跨國流動人口的構成業(yè)已多元化，“移民”和“非移民”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換言之，世界上已經越來越多地出現以“流動”為常態(tài)的人口，他們并非確認某國某地為遷移的目的地，而是在不斷跨國的遷移或流動中尋夢圓夢。然而，隨著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fā)，各國為控制疫情而普遍強化、固化邊界，嚴格管控人口流動，移民或曰流動人口成為疫情中首當其沖的受害者，甚至淪為內外受敵的替罪羔羊，由此引發(fā)的一系列嚴峻社會問題，不能不令人深省。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統計標準，當代中國跨國流動的移民總數約為1000萬。那么，在“流動時代”的大背景下，當代中國新移民呈現出哪些新動向？動因何在？近年來國內已有學者關注這一問題并進行了研究。有學者對國際移民理論中的“回流研究”進行了梳理和歸納。由于相關理論是以圍繞美國的移民流動為剖析基礎，因此，另有一些學者主要結合華人流動的實例進行總結。有學者在跨國主義視角下考察華人的“移民環(huán)流”，提出當代中國人跨國流動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落葉歸根”或“落地生根”，而是“漂移移民”。有學者以進入21世紀以來出現的“海歸潮”為研究對象，認為隨著中國政府提出吸引海外華人專業(yè)人才“為國服務”的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新華僑華人專業(yè)人士的流動方式不是簡單地“回流”即回國發(fā)展，而是呈現出落戶式、啞鈴式、候鳥式、遙控式或風箏式等多種多樣的流動模式。有學者梳理了全球化時代關于移民回流的研究，總結為三角模式、人才環(huán)流和跨國主義三種模式。如果說以上新趨向主要是描述當代華人移民流動尤其是其中的回流或曰環(huán)流現象的話，那么，與此相關并值得關注的應當是探討移民的“認同”或曰“身份”定位。隨著跨國主義、流散族群（diaspora）、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等當代西方移民理論在中國學界的廣為傳播，不少學者以此為探討當代中國新移民認同定位之圭臬。長期研究海外華人問題的陳志明教授本人是馬來西亞華裔，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廣州的中山大學，他認為：“在這跨國網絡的時代我們不只有幾個故鄉(xiāng)，也可以同時有兩個甚至超過兩個家鄉(xiāng)。21世紀的遷移和跨國寓居已經不像19世紀的離鄉(xiāng)背井，而是全球化跨疆界的生活，個人在有適當的條件之下選擇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建立家園�！比绱擞^點，應當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多年來豐富的跨國生活體驗。出生成長于中國，隨后在荷蘭、美國、新加坡、英國等國相繼求學、任職的劉宏教授，撰文提出并論證了“跨國華人”概念，認為：“跨國華人指的是那些在跨國活動的進程中，將其移居地同出生地聯系起來并維系起多重關系的移民群體”，具有去地域性、多元性、復雜性等特點，是“在東西文化融合與創(chuàng)新基礎上形成的第三文化的建構者”。有學者基于“離散”理論而提出了“后離散”概念，認為：當代離散不再是“離而不回”或“回而不走”，而是“雙向復數式的來來去去”，是“處處無家處處家”的辯證。有的學者則提出了“雙重離散”觀，認為當代中國新移民在不同國家之間多次、循環(huán)、反復的遷移中，家、國觀念已經日漸模糊，他們心目中的家和祖籍國概念，已經“從一個靜態(tài)和固定的概念轉變?yōu)橐粋�流動的和不斷演變的概念”。對當今移民多元認同新趨勢持贊同態(tài)度并樂觀其成者認為：當代新移民已經“從文化沖突到文化融入進而走向文化認同以至超越的精神嬗變”，實現了“文化身份的升華”。有研究者以在加拿大和中國之間多次、循環(huán)流動的移民群體為例，提出：“作為中國和加拿大離散者的雙重性也以其多元忠誠超越了對身份認同的傳統定義”。反之，悲觀者則認為，當代移民是“豪邁的離鄉(xiāng)、惆悵的漂泊或憂傷的歸來”，是“地理遷徙和精神飄移同在”，因此“現代人是無家可歸的”，“人不但會成為無家可歸的浪子而流落異鄉(xiāng)，而且會因為精神上的虛無陷入深重的荒謬感”。與“認同”或“身份”相關的是中華民族的“根”意識。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華人學者王靈智就以美國華人為例，分析同時并存的五種不同類型的“根”意識，即：落葉歸根、斬草除根、落地生根、尋根問祖和失根群組。新加坡學者廖建裕更多地是從當代中國新移民重要的移入國之一新加坡的角度剖析其認同，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新移民既不是落葉歸根，也不是落地生根，而是“浮萍無根”，是為了尋找更理想的居住地而到處“漂泊”。他認為新移民“離群索居”，不能融入“主流社會”，已然是一個社會問題。顯然，當代跨國人口流動狀態(tài)的多元性是國內外學界都關注到的現象。那么，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跨國人口流動與國際移民大趨勢相比有何異同？筆者注意到，已有的對當代中國新移民之環(huán)流現象及多元認同研究的關注點，主要集中于自身具有遷移資本的精英人群，其中不少亦為海外華裔知識精英群體融入自身感受之所言。然而，還值得探討的是：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自身社會經濟實力的顯著變化，當代中國跨國移民的流動模式發(fā)生了哪些變化？原因何在？他們和歷史上以勞工、小商人為主的遷移有何異同？如果說，他們的跨國流動也存在回流、環(huán)流、漂浮現象的話，那么，這是他們的主動追求或是被動不得已而為之？他們的遷移愿望、認同定位趨向如何？這些正是既往有關研究關注相對不足而本文試圖剖析的主要問題。

二、跨國流動模式的歷史變遷

國內外僑史研究學界的共識之一是，歷經數百上千年的海外華僑社會，已經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實現了向華人社會的嬗變，即整體完成了從“落葉歸根”向“落地生根”的轉型，世界各地華人社會似乎由此亦步亦趨地在與當地社會整合一體的進程中穩(wěn)步發(fā)展。然而，誰曾料想，進入20世紀末葉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而興起的新移民潮，竟然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就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引發(fā)了一系列出乎意料的連鎖反應。

（一）落葉歸根的愿景與無奈

中國人的跨國流動源遠流長。史書記載，早在漢代，就有漢人下南洋，住蕃邦。唐宋之后，因過洋販番、尋覓機運或政治動蕩、改朝換代等原因，一代又一代華夏先民從中原內陸來到東南海濱，又從面海、下海、淘海、入海到跨海移居，在或遠或近的一個又一個異域他鄉(xiāng)，形成了中華本土之外的“華埠”或“唐人街”。到鄭和下西洋時，東南亞多地已有“華人流寓者”成百上千。明清多次實施的海禁政策，視謀生中華大陸之外的華夏子民為天朝的“棄民”、“賤民”，對異域還鄉(xiāng)者無情懲處，從沒收財物到逮捕流放，不一而足。如此一來，為謀生而入海者被截斷了退路，又因為早期入海者基本為單身男性，他們?yōu)榘布伊�業(yè)多與當地女子成婚。這些不同族裔通婚家庭養(yǎng)育的后代，就人種學意義而言是混血兒，在文化上則多因父輩對于中華文化傳統的執(zhí)著而呈現出雜糅型，他們是名聞馬來群島的峇峇、娘惹（Baba Nyonya）和伯拉納干（Peranakan），是呂宋島上的美斯蒂索（Mestizo），而在越南則以明鄉(xiāng)人（Minh Huong）留下記載。鴉片戰(zhàn)爭之后，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契約華工、苦力貿易成為該時期中國積貧積弱的直接顯像，大批青壯年男性或被迫賣身或冒險孤注一擲，踏上了去往從“南洋”到新舊“金山”的謀生之途。與此同時，迫于民族危機，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為利用而保護海外華商的必要。同治五年（1866年），始有大臣提議派使臣前往與南洋諸島、新舊金山的“內地人”“聯絡羈維”。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首度派遣陳蘭彬、容閎等到古巴、秘魯調查當地華工受虐情況。隨后，派遣專使、艦隊訪問海外華埠漸成為清朝政府籠絡、利用海外僑資僑力的重要措施。光緒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正式廢除早已名存實亡的“海禁”。近代以來民族國家秩序的確立及影響，尤其是母國政府政策的改變，促使以“僑居”為基點的“華僑”概念最終形成，隨之，僑鄉(xiāng)、僑眷、僑匯、僑胞、僑刊、僑報、僑團、僑校、僑情、僑務、僑政等涉“僑”之系列概念相繼應運而生。這一系列觀念的核心要旨就是：遠走他鄉(xiāng)千萬里，乃為了報效家人；謀生異域數十載，也不忘葉落歸根。魂系祖籍地，家與鄉(xiāng)同在，曾經是近代以來遍布五洲四洋之眾多華僑刻骨銘心的家訓家規(guī)。然而，正如華僑華人研究著名學者王賡武所言，傳統中國尚未形成鮮明的民族國家意識，彼時棲身異域的閩粵人，“并不以他們是清朝的臣民而自傲。其實他們愛的不是清朝，而是他們的家鄉(xiāng)”。衣錦還鄉(xiāng)，榮宗耀祖是海外華夏兒女的人生標桿，即便此夢難圓，也寄望葉落歸根。美國早年各類依鄉(xiāng)緣建立的善堂，主要功能之一即是資助同在異鄉(xiāng)為異客的鄉(xiāng)僑在有生之年買棹還鄉(xiāng)，或是將不幸命斷他鄉(xiāng)之死者的遺骸撿運送歸鄉(xiāng)里，“旅美華僑,老邁者就要回國；死亡者則骸骨歸葬”。1992—2001年，在廣東新會先后發(fā)現了四處埋葬海外先人遺骸的義冢,墓穴達2500多個。在早期日本華僑相對集中的神戶地區(qū)，直到二戰(zhàn)前一直有專門船只將僑胞遺骸送回故鄉(xiāng)，時稱“歸還船”。學界的諸多研究業(yè)已論證，辛亥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是兩次喚起海外華僑民族意識的重要事件，促使海外華夏子民樹立起“祖國”意識，從“愛鄉(xiāng)”向“愛國”升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從啟蒙宣傳、組織發(fā)動、募資籌款、購運軍火乃至舍生取義，處處有海外華僑的身影與貢獻，故而令孫中山由衷感嘆“華僑乃革命之母”。中國共產黨自孕育之日起，海外華僑的作用同樣功不可沒：如首位翻譯《共產黨宣言》的日本歸僑陳望道，為共產國際來華代表擔任翻譯、牽線建黨的旅俄華僑楊明齋，組織俄羅斯華工參與蘇俄革命建設、三見列寧的劉澤榮，更有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講話”沖破阻力回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協成立、參與新中國建設的陳嘉庚、司徒美堂等諸多著名海外僑領。

（二）落地生根的轉型與適應

20世紀50年代是海外華僑社會開始走向轉型的重要分水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呼喚海外游子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其時，既有一批如兩彈元勛那樣在北美學業(yè)優(yōu)異的知識精英，沖破重重阻力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也有一大批從印尼、馬來亞等東南亞國家回歸家鄉(xiāng)的僑民，其中包括一批充滿朝氣和理想的青年學子，他們懷抱對新中國的美好向往，回歸當時還相對貧窮落后的祖國，許多人為此貢獻了畢生的精力。與此同時，在東南亞國家，仍有數以千萬計的僑胞因為家庭、生計或對新生政權不了解等諸多原因，主動選擇或被動順從在移入國繼續(xù)生存。在他們當中，許多人因為對家鄉(xiāng)的念想加之政治意識淡漠并未加入移入國國籍，而冷戰(zhàn)時代的特殊政治背景，則令其在對立的政治生態(tài)中處境更為艱難，雖然有些家庭已在當地幾代生存，卻依然被視為當地社會中的“他者”而難以真正立足，更遑論昂首做人。1955年萬隆會議在華僑歷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在萬隆會議召開之前，因為印尼實施的是被動入籍法，在印尼出生者都自動獲得印尼國籍，但是，許多印尼華僑同時還依然保持著中國國籍。據1954年統計，大約300萬印尼華僑華人中保留中國國籍者達三分之二，成為影響當時中印尼關系的癥結之一。為了更有利于千百萬華僑在當地的生存發(fā)展，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在萬隆會議上正式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海外中華兒女必須對自己的國籍做出單一選擇。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后，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一步步實現關系正�；�，東南亞各國陸續(xù)規(guī)范業(yè)已定居本國之華僑歸化入籍的法律法規(guī)，華僑“歸化”或曰“入籍”，順理成章地步入快車道。在新加坡，1984年數據顯示，持新加坡籍的華人有194.52萬人，保留華僑身份者不足2萬人。在菲律賓，1983年有華僑華人約80萬人，95%以上入籍菲律賓，華僑僅有約5萬人。在馬來西亞，1985年統計顯示，入籍華人總數為423.5萬人，仍保留中國國籍者約20萬人。在曾經發(fā)生過屠華血案的印度尼西亞，印尼當局對待華人入籍的政策經歷了“要（華僑入籍）—不要（華僑入籍）—要—不要—要等五次演變”，時至20世紀80年代末，印尼華僑華人95%以上加入印尼籍，保留華僑身份的只有約20萬人。“從華僑的身份轉變到效忠當地的公民”，這是“一個艱難的過渡”，對于那一代華人而言，曾經“是困難和痛苦的事”。然而，在經歷了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順應歷史大趨勢的艱難轉變之后，留居東南亞的華僑主體都加入了當地國籍，東南亞華僑社會整體實現了向華人社會的轉型。與此相應的是，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以華僑華人為主題的學術研究也以“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為一大重要學術議題。1992年10月，“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ISSCO）在美國舊金山成立，首屆大會的主題即是“落地生根:華人移民的法律、政治和經濟地位”，1994年，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香港大會的主題是“比較視野下最近半個世紀的華僑華人”，主要議題仍是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向外移民的浪潮再起，此時去往國外的新移民，以去往美、加、澳、日、歐等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為主，“他們一到達美國，就力圖馬上被同化進美國的主流社會，想實現美國夢�！奔幽么髧�家統計局于2011年正式公布的數據顯示，1971—2000年，約有25萬人正式從中國大陸移居加拿大，其中95%以上已經加入了加拿大國籍�！八麄兊脑竿�并非僅僅是能移居當地,他們還希望能迅速地融入當地,特別是在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那樣鼓勵移民入籍的國家,就更是如此�！币虼�，1999年當王賡武追溯海外華人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軌跡時曾總結道：“印度尼西亞蘇哈托軍事政變、中國孤立、東南亞華人大規(guī)模歸化、印度支那華僑華人大批外逃，這些事件似乎永遠地終結了華僑的故事�！睋Q言之，時至20世紀末，出國—移民—落地—入籍—生根，如此邏輯似乎已經定格為卷入出國潮之中國移民理所當然的人生軌道，天經地義的理想范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定局為海外華人社會良性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三、逐夢留根的選擇與現實

然而，進入21世紀之后，雖然迄今只有短短20余年，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人跨國流動的動因、路徑、目的地均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而導致人口流動的基本范式也顯現出相應的新形態(tài)。如前所述，時至20世紀末葉，中國與歐美澳等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明顯差距，仍然是驅使中國普通民眾，尤其是僑鄉(xiāng)地區(qū)農村人口跨國流動的主要動因。然而，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后，深受危機重創(chuàng)的歐美國家復蘇緩慢，而同期中國經濟卻逆勢高速增長，中國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明顯縮小，尤其是中國國內各地新經濟機會紛呈，民營小微企業(yè)顯示強勁生命力，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口跨國流動的動因隨之出現一些值得關注的新動向。

（一）中資企業(yè)走出去帶動下的逐夢他鄉(xiāng)新移民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付諸實施，大量中國企業(yè)走出國門，投資區(qū)域全球拓展，帶動了大量隨企業(yè)落地不同國家而產生了逐夢他鄉(xiāng)卻無意落地生根的新移民。例如，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有目共睹，截至新冠疫情爆發(fā)前的2019年，前往非洲的中國移民數量幾乎與日俱增，但與此同時，其流動性也最為明顯。根據麥肯錫公司2017年的調查，整個非洲大陸有中資企業(yè)超過一萬家，雇傭當地員工約300萬，占比89%；中國員工占比10%，大約30萬。國際學術界關于非洲中國新移民的研究，幾乎都注意到這一極具動態(tài)性的遷移模式。達烏達·西塞（Daouda Cissé）對塞內加爾、納米比亞、南非等國的中國新移民進行了追蹤調查，他在論文中寫道，在他的訪談對象中，許多人都表示“如果這里的情況好，我們就留下，如果不好，我們就會選擇去經商環(huán)境較好的其他國家”，“好些被訪者都談及將賺到的錢用于幫助留在家鄉(xiāng)的人創(chuàng)業(yè)，擴大經營，或資助某些項目。幾乎所有被訪者都計劃日后回到中國投資。”因此，他們“經常處于非穩(wěn)定的狀態(tài)”。漢娜·波斯特爾（Hannah Postel）關于贊比亞中國勞工新移民的研究也指出：2009—2015年，進入贊比亞的中國新移民增加了60%，絕大部分為短期勞動力移民，他們在完成合同后基本返回中國，因此中國新移民在非洲的流動性很大，融入程度很低。長期追蹤研究非洲問題的李安山指出：“這些所謂的中國移民中，入籍非洲國家的人極少；絕大部分為建筑業(yè)公司的雇員，或是從事其他行業(yè)的短期工人”，“安哥拉經商的中國人中約87%表示他們肯定要回中國，相當多的中國人均在當地從事工程項目或短期經商。其他國家情況也如此。”另一位從事中非關系研究的李鵬濤指出：“非洲新移民中持‘過客’和‘候鳥’心態(tài)者居多，并未將非洲作為落地生根、安家落戶的地方。新移民普遍認為，在非洲‘吃苦受罪’只是暫時的，是為了回國后更好地生活�！庇秩�，歐洲也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目的地。有數據顯示，中國在歐盟國家總計建立了2000多家公司，帶動了由管理人員、技術員工及其家屬組成的人員流動，在歐洲的中資園區(qū)形成了特殊的外派中國人的小社區(qū)，形成了既往歐洲從未出現過的新景觀。由于他們是隨著所隸屬企業(yè)流動，移居歐洲的時間可能是一兩年，也可能是三五年，雖然其中有些人可能在受雇合同期滿后脫離原企業(yè)留居當地自行創(chuàng)業(yè)或謀生，但大多數人則是如約返回中國，故而顯示出明顯的流動性。根據國際勞工局和國際移民組織的調查數據，截至2015年年底，持中、短期工作許可在28個歐盟成員國合法居住工作的中資企業(yè)雇員總數達到26萬。以德國為例，統計數據顯示，2008—2015年，12%的中國移民獲得的是3~5個月的工作許可，51%獲得的是6~11個月的工作許可，獲得12個月以上工作許可的僅為37%。同期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2000—2013年，71%的中國移民最終離開了德國。西班牙是另一個當代中國新移民比較集中的目的國，2000—2013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新移民基本處于大進大出的狀態(tài)，即每年總流入量多在1.5萬人以上，但離開的也有數千人，大約40%的新移民在居住一段時間后選擇離開西班牙。

（二）逐夢留根的留學生群體

數十萬出國留學生是當代通過跨國流動逐夢留根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初期，自費出國者人數不多，其中絕大多數都轉為移民。統計數據顯示，自1978年重新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到1989年，自費出國留學人數約2.3萬人，在出國留學總人數中占比23.96%，其中學成回國人數960人，僅占同期留學回國總人數的2.5%。當時在歐美等發(fā)達國家，均有移民中介專門從事“留學轉移民”的業(yè)務。然而，進入21世紀之后，自費留學人數直線上升，而其中學成歸國人數占比也同樣一再攀升，歸國人員占比在2000年達47.97%，2007年后則在80%以上高位運行。根據中國教育部公布的正式數據，2018年出國留學人員總數66.21萬人，其中自費留學59.63萬人，占比90%，同年歸國自費留學人員占比也是90%。教育部數據還顯示，1978—2019年，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06萬人，其中165.62萬人正在國外進行相關階段的學習或研究，490.44萬人已完成學業(yè)，423.17萬人在完成學業(yè)后選擇回國發(fā)展，占已完成學業(yè)群體的86.28%。留學逐夢，留根中國，學成回國發(fā)展已成當代出國留學生的大趨勢。

（三）僑鄉(xiāng)“抱團歸根”的新趨勢

中國近一二十年來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疫情爆發(fā)后中國有力的管控措施及成效，形成與改革開放前大不相同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在僑鄉(xiāng)地區(qū)已經顯現出早年通過“鏈式遷移”（chain migration）出國打拼，如今“抱團歸根”返鄉(xiāng)養(yǎng)老的新趨勢。長樂是福建著名僑鄉(xiāng)，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批村民赴美打工，拼搏創(chuàng)業(yè)。2023年4月，筆者到長樂猴嶼鄉(xiāng)調研時了解到，該鄉(xiāng)在國外人口已達3.2萬人，本地常住人口則僅有約5000人，而且，在這5000人中，大約三分之二持有美國綠卡，多為早年在美國打拼、進入中老年后回歸家鄉(xiāng)的新移民，他們的子女大多仍在美國工作，持綠卡方便他們在中美之間來來往往。近年來美國社會治安惡化，槍支泛濫，民眾缺乏安全感，反之，僑鄉(xiāng)如猴嶼經過近二三十年發(fā)展，已經從當年的貧困村一躍而為如今的美麗鄉(xiāng)村，甚至成為一個新興的熱門旅游景點。猴嶼鄉(xiāng)政府在村里專門建立了養(yǎng)老院，為返鄉(xiāng)養(yǎng)老者提供溫馨服務。在家鄉(xiāng)熟悉的人文環(huán)境中享受安全、舒適的老年生活，正在成為更多新一代移民落葉歸根的選擇。筆者在調查中還注意到一個引人注目的新現象，近年來，那些曾經在福利條件優(yōu)越的歐美澳等地打拼過的新移民，已不是“葉落”才“歸根”，而是在六七十歲進入退休年齡、卻還處于“健康老年”時返鄉(xiāng)居住，他們選擇在熟悉的生活環(huán)境中盡情享受健康老年生活，一些老人只是到了生活開始難以自理時，才選擇前往手中仍握有綠卡或永居權的國家，既享受高福利國家提供的照護待遇，也能與子女近距離生活。而且，據老人們介紹，在這些國家的華人聚居區(qū)，也大多建有華人養(yǎng)老機構或華人廟宇，可以供奉神主牌等。訪問中有老人明確表示，百年之后會“居住”在移入國，讓定居當地的子女能夠就近“關照”。一位被訪者曾經不無感慨地說道：“老家的墳早就修了，但只是留在這了�！�

（四）“黃金簽證”政策下的逐夢留根特殊群體

一些國家相繼推出以“金錢”換“身份”的所謂“黃金簽證”政策，成為吸引當代中國新富階層的移民路徑，成為逐夢留根群體中一個絕對人數相對有限、但社會影響卻備受矚目的特殊人群。當今世界，“國籍”本身就具有不平等性，大多數人的國籍身份乃與生俱來，但不同的國籍身份決定了一個人可以自由進入的國家數量以及可以自由選擇居住的國家，這與持有者生活的流動性和前景密切相關。為此，既導致一些個人想方設法去獲得一個可以享有更多遷徙自由和個人權益的國籍，也促使一些國家通過諸如“投資換公民”（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CBI）、“投資換居留”（residence by investment,RBI）之類的項目來吸引外資。此類項目對資金的要求依國籍含金量多少而差異明顯，例如，同為“投資換公民”項目，第三世界國家如多米尼加曾于2014年出臺政策，在該國投資10萬美元即可獲得國籍，而同期相對富庶、且為歐盟成員國的塞浦路斯制定的“投資換公民”項目所要求的投資額則高達300萬歐元。根據亞非銀行和新世界財富共同發(fā)布的《全球財富遷移報告》，2018年中國富豪跨國移民達1萬人，2019年增至1.5萬人，2020年再增至1.6萬人，總量一直位居全球前列。新冠疫情爆發(fā)后，跨國流動受到一定限制，但2022年中國的富豪移民仍有約1萬人，位居全球第二。富豪跨國流動原因有多種。就企業(yè)發(fā)展的角度而言，資產多元化全球配置，投資項目全球布局，金融運作擇機覓緣，乃全球企業(yè)家的常態(tài)。從個人及家庭的角度而言，則涉及個人避稅、子女教育、方便國際旅行、居住環(huán)境舒適等。一些國家為了獲得更多外國資本投入，往往對于移民申請人沒有必須實際居住于移入國的嚴格規(guī)定。因此，這些富豪移民在獲得綠卡、護照或其他居留許可后，許多人實際上仍然留居在中國運營。根據英國《金融時報》2015年發(fā)表的一份對中國企業(yè)家移民的調查，受訪的投資移民認為，繼續(xù)留居國內經營的原因包括：缺乏對外國法規(guī)和市場的了解，存在語言和文化障礙，國內市場不如工業(yè)化國家成熟，故而中國企業(yè)更容易在國內盈利等。因此，這是一個“移民卻留居國內”（immigrate and stay home）的特殊群體。在當代中國富豪當中，懷揣多國護照、綠卡或不同國家長短期居留證但實際上仍然居留并經營于中國的“移民”并非少見。

四、結語

綜上，筆者認為，中國跨國移民模式已經呈現出“逐夢留根”的新動態(tài)，其內涵、意義及深遠影響值得認真探討。第一，就內涵而言，“逐夢留根”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歷史上的“落葉歸根”有相似之處，但并非簡單的翻版，而是具有當今時代的新特點，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中國新移民因應中國乃至世界大環(huán)境變化而形成的新模式。“逐夢”乃跨國流動之動因。眾所周知，鴉片戰(zhàn)爭后出現的中國人出國潮，多為貧困所迫，是為求生存不得已鋌而走險。即使是改革開放之初興起的出國潮，也有好多來自相對貧困地區(qū)的農民走非正規(guī)遷移之路。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走上出國之途的中國人，無論是主動尋覓機會跨國流動，或是隨受雇企業(yè)的跨國運作而奔赴異域，基本上都超越了簡單溫飽層面的追求，他們懷揣的是為個人或家庭獲得更好發(fā)展機會之夢想，尤其是那些跨國投資、創(chuàng)業(yè)、自費出國留學乃至以“金錢”換“身份”的流動者，更是改革開放后富裕起來之中產以上階層，為了實現更遠大理想目標、在更高層次上的逐夢追求�！傲舾�”是個人踏上流動之途的一種生存策略或心理訴求。中國近代歷史上出國求生者大多寄望葉落歸根，衣錦還鄉(xiāng)，這已是學界共識。如果說，歷史上“歸根”是葉落時的歸宿，而且許多人實際上并未能如愿歸根而只能埋骨異域，那么，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跨國移民之“留根”則具體表現為當事人從個人和家庭的發(fā)展策略出發(fā)，對移入國持“臨時觀”，合則留，不合則離。尤其是因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新移民若入籍移入國就必須放棄中國國籍，這令許多新移民選擇只是持移入國的工作準簽證或長期居留證而不入籍，也沒有真正或深度融入當地社會的愿望。筆者在調查中常見的現象是，那些去往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新移民，大多將家眷子女留在國內；那些近年來去往歐、美、澳等發(fā)達國家的新移民，有可能全家遷居，但第一代移民大多不入籍，而且保持與國內的多重聯系，包括買房、建屋、修墳，留根留名留聯系。近年來筆者在調研中時常遇到新移民家長咨詢其在海外出生的子女如何能夠回國上中學、大學，新冠疫情基本結束后好些國家華僑華人創(chuàng)辦的中文學校出現生源暴漲，如此現象也在不同層面顯示了第一代移民“留根”的意愿與追求。第二，就意義而言，逐夢留根成為可能或曰成為常態(tài)，與當今世界眾多國家出現的國籍身份工具化、商品化之趨勢密切相關，是伴隨著當代中國更深融入世界的歷史進程，國際移民大趨勢在中國移民群體中的折射。當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交通空前便捷，而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更是淡化了跨國移民獨處他鄉(xiāng)的孤獨感和陌生感，真切地感受到“天涯若比鄰”。可以說，在新冠疫情爆發(fā)之前，國際學術界對于當今全球人口流動的普遍性、快捷性、不穩(wěn)定性基本有了共識，也正因為如此，聯合國經社組織和國際移民組織正式發(fā)布的關于“國際移民”的統計定義也做了相應調整，主要包括：一是將定義“國際移民”的標準從“離開出生國或祖籍國”調整為“改變了本人原常住國的人口”；二是將確認“移民”的期限從一年減少至最短三個月；三是移民個人的國籍是否更改、遷移是否以定居為目的等都不作為確認“國際移民”的要素。與此相應的是，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在全球性版圖中構建本國的人才、人力資源版圖，“國籍”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在下降，與個人能力、財力相關的超越國籍之各種優(yōu)惠待遇逐漸增多，國籍選擇成為個人“擇良木而棲之”的實用主義操作�，F實情況是，歐、美、澳、日等發(fā)達國家給予持綠卡（永久居留）者以同等福利待遇，不入籍者除了不能參與政治競選、不能投票之外，個人及家庭的福利待遇和公民之間的差別并不大。而那些“南南遷移”者因移入地發(fā)展中國家社會總體發(fā)展水平較低，甚至不時出現政局動蕩，更不愿入籍移入國。有的學者甚至提出了“國籍2.0版”，認為在當今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力圖獲得多個國籍卻并不等同于必須對那個國家效忠，國籍或曰公民身份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與公民權和國家認同相剝離。還有的學者則提出全球化已經使公民身份出現了“去神圣化”和“弱民族主義化”的趨勢，公民身份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系出現了被逐漸消解的趨勢。然而，新冠疫情意外爆發(fā)后，國界、國籍的重要性驟然上升，一些國家對非本國公民入境實施嚴格限制，一些國家則允許持有本國永居權者和本國公民一樣能正常入境，如此變化的結果，令更多移民實際感受到手持多種身份的特殊效用，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或持有多國居留權，可以在特殊時期令其有更多選擇乃至更多特殊保障。第三，當今中國人口跨國流動以“逐夢留根”為總體特征的新動向，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需要密切關注，深入探討。從積極的方面看，“逐夢”驅動促使當代中國新移民更多地走向廣闊多元的世界大舞臺，他們在不同國家努力工作，將“中國制造”推向世界，為移入國經濟民生發(fā)展做貢獻，與此同步的“留根”定位則有利于他們保持與祖國的聯系又以不同方式回饋家鄉(xiāng)，直接或間接地改善家鄉(xiāng)面貌。他們在沒有國家直接支持的背景下，以個體、家庭、家族或小群體的力量跨國拼搏，為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為聯通中外的橋梁。然而，如此趨向也存在一些值得特別注意的負面影響。例如，一些新移民由于持臨時觀念，牟利心切，只顧當下不顧長遠，易被當地民眾所詬病。在一些國家，已經長期在移入國生活、深度融入了移入國的華裔與新移民之間產生矛盾，認為新移民重新挑起了當地人對華人群體的疑慮和不信任，移入國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可能借此對中國的僑務、統戰(zhàn)工作污名化并惡意炒作，進而可能與國外民眾對華疑慮、不理解相交織，形成惡劣影響。因此，盡管“流動”和“不確定性”是當今國際移民時代的總體趨勢，但不入籍不等于無需遵從當地的法律法規(guī)，不等于無需為移入國做貢獻。新移民自身如何適應移入國社會的國情民情，切實了解并真誠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尤其是宗教禮儀，是為必要。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和改進僑務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復興的強大力量�！鼻袑嵃盐债斀裰袊�新移民及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新動向，是加強和改進僑務工作的必要前提。如何抓住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機制完善的契機，既聚焦重點，又統攬全局，穩(wěn)妥地通過華僑華人拓展中國的軟實力，是為緊要。只有這樣，才能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國家形象方面更好發(fā)揮僑務工作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自：李明歡：《逐夢留根：21世紀以來中國人跨國流動新常態(tài)》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