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士 方

張又君（1915—1992），筆名黑嬰。廣東梅縣人。民盟成員。1932年入暨南大學外語系。1933年在上海從事文學寫作。歷任印度尼西亞《新中華報》《雅加達朝報》編輯，印尼《雅加達生活報》總編輯。回國后任《光明日報》編輯、副刊《東風》主編，高級編輯。1932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著有長篇小說《漂流異國的女性》，短篇小說集《帝國的女兒》《時代的感動》，中短篇小說集《紅白旗下》，散文集《異鄉(xiāng)和故國》，隨筆集《作家剪影》《文海潮汐》等。他的小說曾受到茅盾的稱贊。

1984年，左起：張又君（黑嬰）在聚會上

他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出生于荷屬印度（今印度尼西亞）棉蘭，7歲回梅縣讀書，13歲又回棉蘭，讀英文學校，同時在華僑報館《新中華報》半工半讀，1932年只身到上海求學，考入暨南大學外文系并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1933年結(jié)集為短篇小說集《帝國的女兒》，1933年出版散文集《異鄉(xiāng)與故國》。追溯起來，作為備受矚目的“1933文壇新人”，黑嬰登陸文壇之初就給評論界留下了兩個突出的印象：一是“新感覺派作家，追隨穆時英而來”，曾有評論者在梳理了“新感覺派“作家的譜系”——橫光利一、劉吶鷗、穆時英、黑嬰——之后，不無調(diào)侃地稱黑嬰為“橫光利一第四”。二是擅寫“椰子林”“水手”“黑妮子”等南洋風情，而這不僅在客觀上呼應了1930年代初滬上文壇濃郁的南洋氛圍，而且為黑嬰“新感覺派”的寫作技法注入了跨文化的思想活力。1932年11月，著名的“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在《現(xiàn)代》雜志上發(fā)表了描述了熱帶風情的小說《赤道下》，而黑嬰1934年發(fā)表的小說《赤道線》雖然以同屬熱帶的英屬馬來半島為背景，但卻與劉吶鷗的異國情調(diào)追求大異其趣。

1920年代末，他就在南洋接觸到中共黨組織，回國讀書時冒著生命危險為之傳送秘密文件，并經(jīng)南洋中共黨組織介紹到上海入黨，不料恰逢接洽人姚篷子被捕，入黨計劃被迫擱淺。盡管如此，他后來做的工作都是在中共領導下。而縱觀他上海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左翼傾向的作品占據(jù)了半壁江山。晚年的黑嬰承認自己受到穆時英《公墓》的影響，“寫過《五月的支那》那樣的作品，忝列新感覺派的驥尾”，但他同時強調(diào)，自己當時“不斷在探索，作品風格也不盡相同”，比如《小伙伴》那樣的作品就不是“新感覺派”。一直隱藏在“新感覺派”文學史命名之下的黑嬰，其文學創(chuàng)作已經(jīng)突破了“新感覺派”的“摩登”界限，展現(xiàn)了當時左翼文學所具有的批判鋒芒與社會擔當，而因其獨特的南僑身份和生命體驗，黑嬰在那些浸透著文化鄉(xiāng)愁的家國敘事中，將南洋華僑的歷史命運與整個中國曲折堅韌的現(xiàn)代性尋求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黑嬰回到棉蘭，成為《新中華報》總編輯。1941年赴巴達維亞（雅加達）《晨報》工作。印尼淪陷后，他被日本憲兵捕入集中營，度過了四年苦難時光。二戰(zhàn)重光后，他參與創(chuàng)辦華僑報紙《生活報》，并任總編輯。1951年回國于北京《光明日報》工作直到離休。1992年10月逝世。他曾告訴女兒：“如果填表要寫家長做什么工作，你就這樣寫：我爸爸過去是新聞記者，現(xiàn)在是新聞記者，將來還是新聞記者�！�

上世紀80年代我與黑嬰有過交往。我們見過幾面，但未長談。印象中他是一位笑呵呵的和善老者。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曾經(jīng)歷過那么多的苦難。1987年承他為拙著《春天的問候》寫書評，發(fā)表在10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張又君《漂泊異國的女性》

張又君《作家剪影》

那期間他投過一些稿子，大部分是回憶友朋或其他名人的散文，我曾把它們發(fā)表在我主持的報紙副刊和專刊上。這些友朋或其他名人是：胡愈之、梁實秋、聞一多、丁玲、胡風、竺可楨、胡子嬰、趙景深、羅玉君。還有一些文史隨筆，如《丘逢甲和黃遵憲》《胡適在紐約》《魯迅與陳望道》《劉半農(nóng)的幽默》《張群與張大千》《夏丏尊與白馬湖》《華羅庚與武俠小說》《王人美評價黎錦暉》《周千秋與關山月》《滇池公路上的機工》《華僑足球健將》。也有雜文《有感于人情漲價》。他還為尚未謀面的田本相寫過一篇田的著作《曹禺傳》的書評，而我卻得以聯(lián)系到田本相，得到《曹禺傳》的題款簽名本。給我印象較深的是1985年4月19日他在給我的信中談到他的一篇文章《也談支那》：“寄上《也談支那》參加爭鳴。我在印尼三十年，有極深體會，不想從學術(shù)上去探索，直截了當，說了心里話。如不明提印尼，可用‘一個國家’代替�！边@是他遭受日本侵略者切身傷痛的體會。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篇《前塵往事集中營》的回憶錄，他在1985年7月24日給我的信中寫到：“我有《前塵往事集中營》一文腹稿，回憶抗戰(zhàn)期間一件事的，這集中營，我被關了四年（在印尼萬�。�。爭取早日寫出來�！贝烁搴笤趫蠹埧�出，影響不小。

解放后他再也不愿提“新感覺派”的話題，他選擇了對歷史的遺忘，文學史也遺忘了他。

他曾贈我他的長篇小說《漂泊異國的女性》和隨筆集《作家剪影》。我現(xiàn)在保存著他寫給我的書信24通，應該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書信不少用中國僑聯(lián)、中國華僑歷史學會、華僑歷史研究所的信封及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的信箋。